我在西安东边城墙根长大，四医大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小时候，对于我，四医大是位于康复路熙熙攘攘的批发摊子之间的一处宽阔的院落。当有第一颗龋齿的时候，妈妈说要带我去西安最好的医院，她把我带到了这里。医院门口有一间病历室，所有病历都装在档案袋里保存，等下次复诊，直接在门口取病历就行。那时妈妈会一边赞叹“部队的医院就是规矩”，一边看着管理员翻出一叠一叠的病历，然后告诉我“有25个人和你重名。”这也直接导致我改了名字。其实，许多老西安至今都分不清四医大和医院的关系。

刚上小学，几乎每次路过校门，都有长辈惋惜的告诉我大学生张华跳入粪坑舍身救老农的事迹。大学生本就稀罕，又是军校大学生，还是学医的。那时离张华牺牲大概有5、6年了，可是身边几乎没有人忘记。看见站岗的士兵，一般人都不敢随便进入四医大，于是四医大的校门，成了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道德情操的地方。我曾数次想象舍身救人，跳入粪坑是什么样的场景，总觉得胃里隐隐翻滚。张华不是董存瑞、不是黄继光，也不是雷锋，但却是和平年代勇于献身的榜样。我想看看张华的塑像，却不敢进去，也不知道在哪里。

到了高中，由于视力不佳，我没考虑过上军校。每个同学都按照成绩，为自己找好定位。西安高校这么多，总能找到一所适合的，可是没有一个同学报四医大。因为坊间早有传说，四医大女生名额寥寥，四医大录取线比北大、清华还高等等，以至于都没有人在报纸上查过四医大录取线究竟是多少。四医大真的是那么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这也许是西安老百姓为她带上的一顶光环，据我所知，也是其他军医大学在当地不曾享有的荣光。

大学期间，由于骨头有些问题却一直诊断不清，我从外地赶回西安，拿着X光片找到唐都医院，因为听说唐都有全军的骨科中心。接诊的是位年轻帅气的大夫，他看了片子，非常自信的在病历上写下了一串英文，告诉我这个病在英文里叫什么，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随着年龄增长会自愈。其实，自打他诊断完，我的视线就一直落在那张病历上，作为英文专业的我，努力地辨认那个英文的病名，居然不认识。那张病历还被我保存了一段时间，经常拿出来向身边的同学炫耀：看，西安的医院也与国际接轨了，大夫都会用英文写病历了。

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当我留学归来，揣着两个双硕士学位来四医大应聘时，内心忐忑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走入军校校园，典型的苏式建筑点缀其中。在一轮轮的考试、审核后，面试我的教授们变成了我现在的同事，而我成为了科室里第一个不穿军装的文职人员。

进入四医大外语教研室，教研室的领导们对我格外厚爱，每天都安排我去听优秀教员的课，学习他们的授课方法和技巧。经过半年多的强化培训，通过科室的试讲，我正式成为了四医大的一员。我进入四医大的头几年正逢教学改革，精品工程启动，教学组组长秉着要把每堂课打造成精品的精神，带着组员们集体备课，对授课语言精心琢磨，文中细节反复推敲，教员们甚至为一个复杂句的理解争的面红耳赤。精品教员、双十佳教员、教学能手更是在这一堂堂的授课中，在一次次的专家评审中磨练出来的。

在四医大工作久了，许多点滴都融入我的生活。每天早上穿过行政楼前整齐的队列成就了一道风景；学员们喊着“至精至爱，效国效民”的口号，为学校注入了活力。每节课前学员倒上的那杯热水化成我心中的暖流。教师节那一束鲜花让我知道自己又老了一岁，却又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还有那位每次答疑都来的同学，今天还会到吗？

四年前，在全军先进文职人员的报告会上，我这样写道：“我非常感谢军队为我的成长进步搭起了一层层阶梯，为我的人生画卷一次次画上了亮丽的彩虹，让豆蔻年华的我心中始终烙着那份神圣的责任，把岗位诠释成一种高尚的事业向往和人生追求”。而四医大就是我心中军队的缩影。

在这里，老教授都在为学员上课，毕业的学员们也会在基层为官兵提供医疗保障。也许教授退休时也记不住几个学员的名字，也许学员提拔时也忘记了教授的名字，但是他们都会有共同的记忆，曾经在四医大的教室里、实验室中挥洒汗水，他们都来自于“四医大”。

当年我是站在四医大门外胆怯的孩子，现在我是每日签到上班的教员。当年我想碰触的张华雕塑，现在就在饭堂的旁边。当年对学校的新鲜、神秘、激动，甚至崇拜，现在更像是一种羁绊。听到校庆六十年的消息，我常常凝望李继硕教授的雕像。张华是学员的标杆，李继硕是教员的典范。只有这些精神的留存，才能使一个高等院校历久弥新。其实，我更想听听那些亲眼见证四医大六十年繁荣发展的老教授们对学校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