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我出生在渭河岸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让我自幼就深刻体会到科技对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盛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也只有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命运，才能实现壮丽无悔的人生。”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药物化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生勇的人生感悟。

1979年6月，时任复旦大学化学系讲师的张生勇顺利通过国家考试后，前往法国巴黎南大学，师从世界著名化学家、手性催化技术开拓者H·B·Kagan教授。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留学生，张生勇始终心系祖国，因为他知道，还未富裕起来的国家每年都要为他们每人预算一万美元的助学经费，只有学成归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不辜负国家、人民的期盼和付出。为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钻研，顺利取得博士学位。1982年，张生勇谢绝导师的一再挽留，毅然回国。他说：“祖国培养了我，那里是我的家、有我的根，那里更需要我。”

回国后，张生勇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上。刚到军医大学时，教研室缺老师、少资金，就连最基本的实验设备都没有，他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和同事们一边完成教学任务，一边着手搞起科研。当时，手性合成技术在国际上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很少有人了解它，其研究前景也是个未知数。但张生勇坚信，作为化学领域里刚崭露头角的新兴学科，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有所收获。

就像人的左右手，互为实物与镜像，二者相似但却不能重合，科学上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手性，具有手性的药物分子被称为手性药物。上世纪60年代，在欧洲一种深受孕妇欢迎的止吐新药“反应停”，在上市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造成了上万例海豹畸形胎儿，波及40多个国家，成为世界医学史上一大悲剧。后来研究发现，“反应停”是一种手性药物，其右旋体是很好的镇静剂，而左旋体则有强烈的致畸作用。怎样用手性技术为社会发展和国人健康造福，成为张生勇最大的心愿。

历时30余年，历经无数个不眠之夜，数百次精心试验，张生勇建立了两种合成手性膦配体的新方法，为将手性催化技术用于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曾两次引用张生勇的方法，并评价“张提供了一种从环氧化合物制备手性膦配体的新方法”。在随后的研究中，张生勇带领的课题组不断突破，在手性催化剂的设计、合成及不对称催化反应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创新性成果。

数十年如一日，张生勇不仅在科研创新的道路上执著坚守，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上，他也是勤勤恳恳耕耘，呕心沥血奉献。1999年，教育部面向全国高校征集国家“十五”规划教材，张生勇承担医学院校《有机化学》的编写任务。为了书稿早日出版，他白天为学生上课，指导研究生做实验，晚上查阅资料、伏案撰写书稿，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吃苦的精神，一本60多万字的书稿高质量完成。

个性含蓄内敛的张生勇，始终淡泊名利。直到学校新住宅楼建成，他20多年来未换过房子；老伴随军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工作，女儿有一段时间因工作变动也待岗在家，他从不向组织开口；就连在北京评选院士期间，他也一直乘坐地铁出行。每次去外地参加会议，张生勇一个人拎个包就出发了，当学生担心他的身体，主动要求陪同时，他却说：“我身体还行，你们把陪我的时间省下来用在实验和课题上才更有意义。”朴实的话语，感动着每一个年轻人。

对待学生，张生勇像慈父一般关心呵护。有些化学试剂易挥发、毒性强，实验前，他戴着厚厚的手套，亲自从玻璃器皿中取出，尽量让年轻人少接触。科研成果申报时，他总是更多地为他人考虑。单位谁遇到困难，他想方设法给予最大的帮助。75岁高龄时，他还坚持在三尺讲台上为本科生授课……正是这种对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对他人的无私关爱，让张生勇赢得了同行和学生的尊敬。

2009年，张生勇以在专业领域的突出成绩和贡献，光荣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同事和学生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以一颗平淡的心对待：“我就像渭河里的一滴水，普通而又平凡。国家、军队给了我莫大的荣誉，能当选院士，对我个人来说，更是责任与压力，在晚年有限的时间内，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多做点事。”在军医大学官兵们眼里，他普通又不普通，平凡又不平凡，因为在这位慈祥长者身上，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和境界，这精神催人奋进，这境界励人前行。

来源：空军报7月10日2版头条